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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宣传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发表部门:茂名市交通运输局    发表时间:2017-10-2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颖

2017年09月29日15:5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为何党的诞生纪念日定为7月1日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也就是党的生日。为此,党和国家每年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但是,这个纪念日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定下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开幕日期吗?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或处于秘密状态,或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白色恐怖下。那个时候,党还顾不上组织大规模的统一活动庆祝自己的生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证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

为纪念党成立15周年,一大代表陈潭秋在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 8月第 4—5期合刊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此文是以党诞生的月份为依据进行纪念的,并没有确切指出一大开幕的具体日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逐渐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到了 1938年,为纪念党成立17周年,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延安的同志,向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大会召开的时间,以隆重纪念党的生日。可是,毛泽东和董必武都记不清了。

其实,党的一大究竟在 1921年 7月的哪一天开幕,长期存在着不同说法。

就一大代表而言,李达回忆说是“7月1日下午8时”,张国焘也说是7月1日;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说是7月20日;陈潭秋1936年发表的文章中说是 7月底;共产国际指派参加一大的代表马林在1922年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笼统地说是 7月,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说是 7月。

在国内,有关党的一大,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而共产国际保存的两份文件,没有名字,也没有文件时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马林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却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个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1]

这样吧,就用 7月的第一天作为纪念日!——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回答。不久,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明确提出:“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 17周年纪念日。 ”

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认 7月 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并要求进行相关纪念活动,是 1941年 6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 ”《指示》强调,宣传的要点是: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他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2]

这一年的 7月 1日,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同时发表关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20周年社论。《解放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编辑《中国共产党 20周年纪念特刊》,刊发朱德、林伯渠、吴玉章三位同志的纪念文章。在此前后,《解放日报》还大量报道了延安各机关团体纪念建党 20周年活动。

从此以后,纪念七一成为我们党、新中国成立后同时也成为我们国家的例行活动。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指出:“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 ”[3]董必武在回忆一大时也说: “‘一大’问题,在中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 ”“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 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个说得到的。 ”[4]董老这里所说的“后来定的”,以及毛泽东使用“表示”这个词,都说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

大约 20世纪 50年代中期,董必武在与子女的谈话中,明确说:“在上海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并不是 7月 1日这一天开幕的,但会议确实是在 7月召开的;7月 1日这一天是毛主席在延安定的,是个象征性的纪念日。 ”[5]

20世纪 70年代末,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通过对代表行踪、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当时的文字记载等多方面严格认真的考证,最后得出党的一大确切开幕日期是 1921年 7月 23日的结论。这一考证成果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 7月 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仍旧延续下来。

一大的13位代表是怎么推选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 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 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根据马林等人的建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法、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大会。

接到开会通知后,除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因为路途遥远来不及派代表回国参加,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都积极响应,推派代表。由于当时党正在筹建之中,还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组织手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特点也不尽相同,党的活动又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各地代表的产生方式有所不同,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马上开会讨论人选问题。刘仁静后来回忆说:“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 ”“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6]

张国焘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因此在代表产生后,他便立即动身赴上海。刘仁静则在 1921年 6月底才动身,他与邓中夏、黄日葵同行,从北京乘车南下,于 7月 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随后,刘仁静离开南京赴上海出席一大,到上海时已是 7月 7日左右。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据谢觉哉 1921年6月 29日的日记记载:“午后 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谢觉哉在1952年回忆此事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7]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陈潭秋后来回忆说:“1921年的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学校的楼上,在 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 ”“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8]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赴上海的途中,过济南时下车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了一次。张国焘离开后不久,他们也乘火车南下,大约在 6月下旬到达上海。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便在党员谭植棠家中召开会议,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除了广州党组织的成员外,陈独秀、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推选陈公博为广州代表。他于 7月 14日偕新婚妻子李励庄从广州出发,经由香港转赴上海。陈公博在 1944年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9]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赴上海参加会议。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向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如东京的施存统、鹿儿岛的周佛海发了信。这时,施存统到日本时间不长,功课也紧,便推荐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周佛海后来回忆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 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10]

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除陈公博偕新婚夫人住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住在法租界白尔路 389号(后改为蒲柏路,今太仓路 127号)博文女校内。博文女校开办于 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王宗汉,校长是黄绍兰,约有学生一百人。李达夫人王会悟承担了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

至此,13位代表会聚于上海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就要发生了。

为什么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一大

由于年代久远、相关档案资料极其缺乏、当事人相继离世等诸多原因,有关党的一大的一些问题一直被争论不休,比如一大的闭幕时间,一大代表的资格和人数,一大中央局成员等。但最引人关注和令人费解的问题是,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都没有出席党的成立大会?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又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所以李汉俊等在信中,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思,特意提到要陈独秀本人和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一大。但陈独秀因当时在广东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政务缠身,不便离开。于是,他在广州党员会上便提名陈公博出席党的一大,另委派包惠僧出席。包惠僧后来回忆说: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

包惠僧还说:

“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但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11]

陈独秀虽然没有参会,但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书面意见,委托陈公博带到大会,要求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这四点意见是:

“一曰培植党员(按即征求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曰纪纲(按即注重纪律的要点);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按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之准备)……”[12]

那么李大钊呢?当时,他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这样,北京早期党组织就开会推举了张国焘、刘仁静。刘仁静称:

“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

“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到他。”[13]

张国焘是这样回忆的:

“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14]

一大代表回忆中所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都是职务所在,公务繁忙,无法脱身。

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未发现两位当事人本人对此事的解释。所有旁人的推断,也许都是想当然。对于今天的人来讲,更无从知晓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也许他们并没有把这次会议当成多么重要的事情,也许在他们的头脑中,党已经成立(指 1920年成立的党的早期组织),这次上海会议不过是共产国际急于召开的一次事务性会议。无独有偶,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邓中夏说他不能参会的理由,也是此间要到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在他看来,少年中国学会年会要比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重要。

恐怕两位伟人当时更没有想到,一个在全国仅有 50多名成员的小党,28年后会解救人民于危难之中,执掌政权;90多年后,会成长为拥有 89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 ,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个党,在追根溯源的时候,会那么多次地提起上海和嘉兴南湖的一大,提起那 13位党的一大代表。

试想,如果当时他们两位有这样大胆的推想,在孰轻孰重的衡量中,可能会有另外一种选择。那么,今天,我们再看一大代表,肯定不会是上述 13位了。所以说,历史有必然性,历史也有偶然性,这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一大,但这无损于他们作为中共主要创始人的卓越贡献。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

“……我去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它的组织里,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陈独秀对我发展这方面的兴趣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去上海,曾与陈独秀探讨了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亲聆他谈他自己的信仰,这在我一生也许是最关键的时期深深地影响了我。”[15]

是的,毛泽东等一大代表没有忘记“南陈北李”,全中国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大功绩。

最年轻的一大代表才19岁

在出席党的一大的 13位代表中,最年长的是 45岁的何叔衡,最年轻的是19岁的刘仁静。30岁以下的 9位,占 70%。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8岁,恰巧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

在13位代表中,湖北籍 5位,湖南籍 4位,“两湖”相加共9位,占70%。此外,山东、江西、贵州、广东籍各 1位。与北京大学有关系的有5位,即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加上曾在北大工作过的毛泽东及在北大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如再加上未参加会议的“南陈北李”两位北大教授,共 7位。另外,13位代表中,曾经留学日本的有 4位,即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如再加上“南陈北李”,共6位。

上海代表李达和李汉俊同为商务印书馆编译。北京代表张国焘是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的数理教师,刘仁静是英语教师。

长沙代表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相当于校长,何叔衡是该校教师。武汉代表董必武是武汉中学校长,陈潭秋是该校英文教师。济南代表王尽美是济南一师学生,邓恩铭是济南一中学生,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水族)。广州代表陈公博是广东法政专科学校教授。包惠僧当时无固定职业,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杂志发行人苏新甫介绍,暂在报馆工作。留学生代表周佛海是日本第七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大学的预科)的中国留学生。

一大中就有所谓“‘左’和‘右’两种倾向”吗

濮清泉是陈独秀的表弟,因参加托派组织曾和陈独秀等人一同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狱中陈独秀经常和他谈起自己的经历。这些谈话给濮清泉留下很深的印象。1980年,濮清泉发表几万字的长文《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披露了陈独秀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和见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这篇文章中,濮清泉谈到陈独秀对党的一大的评价:“他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16]

事实如何呢?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农业部部长)的住宅内召开。

当天,参加大会开幕式的 13位代表全部到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会议。

会场的陈设十分简朴,但气氛却很庄重。房间的正中放着一张长条形大餐桌,四周围着一圈圆凳;桌上放着茶具、一对紫铜烟缸和一只饰有荷叶边的粉红色玻璃花瓶;东、西墙边各安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靠北端的红漆板壁边,放置了一张小桌。

会议原预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他未能来上海,临时推选参与一大筹备工作的北京代表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

在开幕式上,首先由张国焘向代表们报告会议筹备经过,说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接着,张国焘提出大会的议题,包括制定党的纲领、党的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偶尔也补充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话后,由马林致辞,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马林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将近半夜,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十几年后,毛泽东对此还记忆犹新,评价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会议的议程和任务,一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订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些议程分别安排在以后几天的会议中逐项进行。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因各地组织成立的时间都不太长,工作只是初步开展,代表们的报告也就都比较简短。

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

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代表们在讨论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时,意见基本一致,但在个别问题上也有分歧。上海代表李汉俊认为,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共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后,才能决定。他认为,目前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共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北京代表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意见,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共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对于李、刘二人之间的争论,濮清泉如实记录了陈独秀的评价:

“张国焘、刘仁静两人是倾向极‘左’的,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俩是醉心左倾名词的‘疯子’,简直是痴人说梦。他俩也不看看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以为那样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落后了,要想像俄国无产阶级那样,最少还要几十年。陈独秀说,李汉俊要搞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可惨的是蒋介石连这个合法的人,也不允许他存在,必杀之而后快。李汉俊还免不了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两种倾向,制定了党的章程(按:应为党纲)。他说这个章程是按照列宁建党的原则,即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精神而制定的,是订得好的,比欧洲各国的党章要革命得多。”[17]

应该说,陈独秀对一大“左”“右”两种倾向的概括是比较准确和深刻的,他对一大纲领的评价今天看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由于强调遵循布尔什维克列宁式的建党思想,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避免了第二国际式的社会民主党的弊病。

一大曾热烈争论共产党员能不能“当官”的问题

代表们对于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引起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共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篇档案资料对“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作出如下记载: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建议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面不同意上面的意见。”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证明,人们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认为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

“……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 24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它很少到来,可是我们在平时要做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扩大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共同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18]

大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十四条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反映了争论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一般不能担任部长、省长之类重要职务,但可以担任校长、科员等文职雇员和士兵、警察之类职务。这个《纲领》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而上段引文的英文稿有一条注释:“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 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19]

一大上海会议期间中途闯入会场的中年男子到底是什么人

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第六次会议的时候,一名身穿灰布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从虚掩的后门闯进来,朝屋里环视。李汉俊问他找谁,他说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找错了地方,然后就退了出去。在距此不远的地方,确实有一个社联组织,但这组织既没有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因此,大家认为这事非常可疑。

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立即说这是一个“包打听”,建议会议马上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于是代表们很快收起文件走了出去,只剩下陈公博和李汉俊。

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车停在了望志路,十来个巡捕包围了这栋小楼,法国警官带着中国密探进入楼内搜查。由于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迹象,没多久就离开了。

那么,7月 30日晚,那个首先闯入会场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几十年过去了,无人知晓。直到 1990年,著名作家叶永烈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处了解到,有位叫薛耕莘的老人,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他可能知道这个人。叶永烈便前往薛耕莘老人的寓所拜访。在谈话中得知,那个身穿灰布长衫闯入上海一大会场的人,是法租界的政治探长程子卿。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 1885年,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臂力过人。他与黄金荣是结拜兄弟,遂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做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在法租界巡捕房期间,程子卿也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经有关人士说明相关情况,程子卿没有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处理。1956年,程子卿病逝于上海。

一大最后一天会议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当一大上海会场受到法租界巡捕搜查后,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继续召开。王会悟后来回忆说:“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的意见不一。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我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

第一批代表由王会悟带领离开上海后,李达又带着其余代表乘后一趟车出发。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怕再引起别人注意,没有继续参加会议。李汉俊和陈公博也没有去嘉兴。王会悟回忆说:“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了一桌和餐。代表们上船前,我还出主意,让他们带了一副麻将牌。 ”“代表们上船后,以打麻将为掩护,继续开会。我坐在船舱外望风,见有船划近了,就敲窗门,提醒代表们注意。”[20]这次会议开了一天,继续 7月 30日晚上被打断的议程。首先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由于党的纲领问题已在上海的几次会议上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此次着重讨论党的今后工作部署问题,比较具体地研究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

吃过午饭,会议接着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李达后来回忆说:

“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一千余万,这一千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国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北洋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这个宣言后来放在陈独秀的皮包中,没有下落)。”[21]

关于这个宣言草案,陈公博回忆说:

“最后,宣言被通过,但第二天另一项议案又议决,宣言的发表问题留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第一个宣言没有公布,因而这个宣言的原稿遂不为世人所知。”[22]

会议在讨论共产党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时,出现了短时间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从当事人的这些回忆可以看出,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其他党派是采取斗争还是联合的策略问题。会议通过了第一种意见。会议最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23]

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共六项内容,其中第五项专门是“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其全文如下: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24]

据王会悟回忆,会议进行到下午 5点钟的时候,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汽艇“突突突”的声音。在船头放哨的她警惕地敲了几下窗户,船舱内的代表们中止了讨论,把摆在桌面上的文件收藏起来,“呼啦呼啦”地搓起麻将牌。等汽艇渐渐靠近,才发现不是警察的巡逻艇,是私人租用游玩的。

经过刚才的虚惊,大家都意识到,必须加快讨论,尽快结束会议。

天色渐渐暗下来。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全国党员不过 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

选举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选举结果,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说,一大“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即李达——引者注)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这显然与会议的记载和其他当事人回忆有些出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把此事讲得比较清楚:“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当时由周佛海代理书记,是因为散会之后,周佛海仍留沪度暑假。在留沪的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和周佛海四人之中,选定由周佛海代理书记。周佛海的回忆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显然有自抬身价之嫌,因为当时既没有委员长、部长之说,当然也就没有他担任副委员长之事。

下午 6时,夜游消夏的游船逐渐增多,南湖水面上渐渐热闹起来。在这黄昏之中的桨声灯影里,张国焘宣布会议闭幕,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在庄重的气氛中,代表们轻声呼喊: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代表们走下画舫来到岸上的时候,湖面上已经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乘坐晚车赶回上海时,已经是午夜时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结束了。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后来说: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25]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的,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在 20世纪 20年代初走上中国政治舞台,是中国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政党不能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刚刚诞生的、只有 50多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国家主席、烈士、被判死刑的汉奸……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

一大结束后,13位代表和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分赴各地,也分别走向了不同的人生归宿。

李 达:上海代表,一大召开前负责组织联络和后勤保障工作。主持创办党的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革命丛书。创办上海平民女校,任校长。1922年 7月出席党的二大。同年 11月赴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校刊《新时代》。1923年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意见分歧,随后离开党组织。此后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 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6年 8月 24日在武汉含冤去世,终年 76岁。1980年得到平反昭雪。

李汉俊:上海代表,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一大上海会址便是他兄长李书城的家。1922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发生意见分歧,离开上海到武汉,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自动脱离了党组织,但仍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活动。同年 10月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执行委员、教育主任委员。1923年 2月参加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同年 6月在没有出席党的三大的情况下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中共中央鉴于他自动脱党,正式开除其党籍。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愤怒声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径,并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1927年被桂系军阀杀害,终年 37岁。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董必武:湖北代表。党的一大后,回武汉建立和发展湖北的党组织。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厅长。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赴苏,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 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政府临时最高法庭主任。同年 10月参加长征。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党务委员会主任。1937年,任中华苏维埃李汉俊就读东京帝国大学的在学证书李汉俊答董必武的信《改造要全部改造》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代主席。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中共中央派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重庆,参与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项工作。1944年 11月回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75年 4月 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 89岁。陈潭秋:湖北代表。1923年 2月,参与领导京汉铁路江岸地区工人大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1927年 5月,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组织部秘书等职。1930年 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同年 12月在哈尔滨被捕。1932年7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后回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3年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 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同年 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分局委员。1935年 7月去上海治伤,曾参与指导左联的工作。后赴苏联学习,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9年 5月回国,化名徐杰,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 9月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终年 47岁。牺牲后因消息隔绝,在党的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毛泽东:湖南代表。在党的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1927年 9月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革命军。1931年 11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43年 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 1976年逝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主席。1949年 9月,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 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1976年 9月 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 83岁。何叔衡:湖南代表,是参加一大年龄最大的代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参加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改组工作,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1927年长何叔衡主办的《湖南通俗报》沙马日事变后,秘密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 6月赴苏,出席党的六大。同年 9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担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的主要负责人。1931年,奉命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 2月,在转移途中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在福建长汀牺牲,终年 58岁。王尽美:山东代表。1922年到上海参加党的二大,会后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定《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工人罢工斗争,并为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1922年 11月,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组织。1923年 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后重回山东,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作。1925年 1月,出席党的四大。同年 2月,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因长期积劳成疾,于 1925年 8月 19日在青岛病逝,终年 27岁。

邓恩铭:山东代表。党的一大后,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同年,参加发起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底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编的校刊学生录,记。1925年,领导胶济铁路邓恩铭当时用名“邓恩明”王尽美在《励新》上发表的文章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同年 8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出席党的五大。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年春,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后调回省委,被派到淄博矿区负责党的工作。同年 12月,在济南被捕。1931年 4月 5日英勇就义,终年 31岁。

张国焘:北京代表。一大后,又连续出席了党的二大至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回国,被派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张国焘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填写的调查表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 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1932年 10月至12月,带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 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并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继而另立“党中央”。1936年 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与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到达陕北。虽然党中央批判了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但为了教育和挽救他,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靠国民党。同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组织,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新中国成立前随蒋介石逃往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病故于加拿大一养老院,时年 82岁。

刘仁静:北京代表,是参加一大年龄最小的代表。1922年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四大。1923年回国,参加党的三大。同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被选入团中央领导机构。1926年起赴苏学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接受1918年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这是李大钊为家境困难的托洛茨基的观点,1929年又刘仁静出具的缓缴学费担保书私访被流放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回国后因积极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出狱,赞成国共合作抗日。抗战胜利后,认为中国有和平发展机会,反对进行解放战争,发表过批评中国共产党革命路线的文章。1950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开声明,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此后,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曾任国务院参事。张国焘去世后,他成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1987年 8月,在北京北太平庄附近过马路时,被一辆行驶很快的公交车撞上,不治身亡,终年 85岁。

陈公博:广东代表。1922年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赴美国留学,后被开除党籍。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对党的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及对一大党纲、决议等相关文献的披露,对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一大和中共早期历史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1925年加入中国陈公博翻译并在《广东群报》上连载的《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国民党。1938年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同年 12月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44年 11月就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1946年 4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在苏州被处决,时年 56岁。

周佛海:旅日代表。党的一大后仍回日本学习。1924年回国,同年脱离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卖身投靠日本充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1946年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1947年 3月蒋介石下特赦令,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 2月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年 51岁。

包惠僧:由陈独秀指定出席党的一大。1922年至 1923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曾任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 1月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夏斗寅叛变后一度被夏扣留,包惠僧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的后回武汉。大革命失败后《我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脱党。新中国成立后,在周佛海在《共产党》月刊发表《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周恩来安排下,任国务院参事。撰写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979年 7月 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 85岁。除以上 13位代表外,有必要稍加笔墨介绍一下两位参会的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在华化名孙铎。马林是其俄文译名的中译名。荷兰人。在荷兰荷京大学修完政治经济学课程后,投身于荷兰工人革命运动,担任港运秘书。1900年到铁路部门工作。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1914年在爪哇建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1920年 6月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到苏俄参加共产国际二大,任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秘书。会后受列宁委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中国协助建立共产党。1922年至 1923年三次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工作,随后被共产国际任命为远东局负责人之一。后回国,在荷兰码头工会担任秘书。1927年脱离荷兰共产党。1929年建立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1938年拒绝参加托派的“第四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荷兰的抵抗运动,后被德国法西斯逮捕,于 1942年 4月被杀害,终年 59岁。

尼克尔斯基:俄国人。1919年至 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工作。1921年加入俄共(布),并参加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同年 6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来中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1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后又转到中国东北工作。1926年回国,先后在哈巴罗夫斯克、赤塔等地工尼克尔斯基为印尼共产党作。1938年因涉嫌托洛茨代表开具的出席远东人民基派被捕。1943年遭到错杀,代表大会的委任状终年45岁。后被平反。

时代骄子,风云际会。十几个人,相聚上海,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大浪淘沙,岁月无情。还是这十几个人,后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归宿。毕生为党的事业奋斗者有之,为人民解放而献身者有之,中途脱党者有之,背叛革命者有之,沦为汉奸者有之。他们的曲折经历,尽现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折射出剧烈动荡的时代特点,也让后人留下对人生深深的感慨和思考。

持续90余年的未解之谜:有关一大闭幕日期的研究和争论

由于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有关文献资料很难保存下来,同时由于年代久远,当事人的回忆说法又不尽一致,甚至有些亲历者自己的回忆也前后矛盾。90余年来,有关一大闭幕日期的问题,研究者各执一词。对此,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党史基本著作持无定论说:“目前史学界对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不同的说法。 ”[2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认为,闭幕时间是 7月 31日。该书指出:“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7月 23日正式开会,最后一天(31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30]

目前,关于一大闭幕日期,史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都有根据,却又都存在漏洞。下面,分别作一简要介绍。

7月31日说

主要依据:

一是董必武 1971年回忆:1921年 7月 30日,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被法租界巡捕注意后,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嘉兴人)租了两只船开的。

二是刘仁静 1979年回忆:记得出事那天晚上要开会,忽然一个人进来掀开门帘一看就走了……后来李达的爱人王会悟说到她的家乡嘉兴南湖去开会吧,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嘉兴南湖。

三是包惠僧 1953年回忆: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会出事的当晚,我不敢到博文女校,即到环龙路老渔阳里 2号。一会儿李达、周佛海也来了,我们扯谈了一会儿。距我们离开李汉俊家不到两点钟的时间,他们要我到汉俊家去看看动静。到李汉俊处,得知巡捕已来搜查过了,于是又回到渔阳里 2号,张国焘、李达、周佛海还在那里等着我的汇报。我把情况讲了之后,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们到了火车站……约 10时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

四是周佛海 1943年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回忆:上海会议出事当晚,我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和他商量明日一定继续开会,但是上海租界内恐怕不行了。我忽然想起李鹤鸣(李达)的夫人是嘉兴人,何不去嘉兴开会。于是立即跑到渔阳里去商量……我们商量决定,鹤鸣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我们乘第二班车去。于是连夜分头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的到了北站上车……一到了嘉兴,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

五是曾由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一大七次会议中每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并说明大会 23日开幕,第二次会议后休会两天用于起草文件,没有提出第六次会议后再次休会,只说第七次会议改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召开。从时间上推算,一大共有七次会议,加上中间两天休会,共用九天。因此,最后一次会议应当在 7月 31日进行。

8月1日说

主要依据:一是 1929年董必武在《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中说:

“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31]信中所说“最后一次会”即一大闭幕会议;“隔了一日”即隔过了 31日。

二是张国焘 1971年在《我的回忆》中说:“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察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看陈公博……并告诉他……须另觅开会地址。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我们大家便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到她家乡嘉兴开会,“我们对于她的提议表示赞成……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32]

上述两人说法一致,都认为会议被迫中断的第二天停会。“隔了一日”,才去南湖完成了闭幕会议。

8月2日说

主要依据:一是王会悟在 1959年所写的《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一文中说,一大在上海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李达叫王会悟当晚逐一通知各代表,明天(8月 1日)作点准备,后天早上分两批去嘉兴南湖开会。从 50年代到 90年代,王会悟一直坚持“隔两天”赴南湖复会的说法。

二是陈公博在 1944年所写的《我与共产党》一文中说,上海会议出事后第二天凌晨,他所住旅馆发生孔阿琴被杀案子。他怕警察找他出庭作证,惹来麻烦,当晚跑去找李达,得知“会期不定”,于是携妻赴杭州。文中还说:“初到杭州,玩了两三天地方也游腻了……只好赋归。归来上海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是结束。”陈公博还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对这次赴杭时间作了具体交待,“三十一夜遂趁车赴杭。 ”“一日游山,二日游水,三日回沪,四日附轮回广州”。[33]由此可知,7月 31日晚,陈公博尚未得到复会通知,8月 1日不可能复会;8月 3日陈公博回沪,嘉兴会议已经开过。所以,一大闭幕会议时间当为 8月 2日。这个回忆与王会悟回忆可相印证。

刊载于《新青年》第 9卷第 3号的陈公博文章《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8月4日说

主要依据:

一大会议的组织者李达曾回忆,在法国巡捕侵扰会议后,隔了四天才开的南湖会议,即8月4日。而根据南湖会议的具体安排者王会悟的“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说法推算:8月2日决定,8月3日王会悟先去布置,4日开南湖会议。也可以得到互相印证。

8月5日说

主要依据:

1973年苏联历史学博士K.B舍维廖夫在《关于确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日期的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共一大有可能是8月 5日闭幕的。1980年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出:“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921年 7月 23日至 8月 5日在上海嘉兴秘密举行。 ”

注释·

[1][4][6][9][10][11][13][21][26]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366,366,209,419,491,386,209、211,13,214页。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0—141页。

[3][25]《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468、1514页。

[5] 董良:《听父亲董必武谈党的一大》,《百年潮》2012年第 5期。

[7]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新观察》1952年第 11期。

[8]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8月第4—5期合刊。

[12][14][3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36、147,131,143—144页。

[15](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李方准、梁民译,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17页。

[16][17][2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71辑,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33、32、33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21—22页。

[19][23][2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版,第4—5、3、8页。

[20]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83页。

[22]陈公博著、韦慕庭编:《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02页。

[27]刘威立:《刘仁静》,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 84页。

[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版,第 68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82页。

[31]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96页。

[33]《新青年》1921年第 9卷第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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