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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宣传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发表部门:茂名市交通运输局    发表时间:2017-12-18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颖

2017年09月29日15:5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三大为何选址广州

党成立后设中央局于上海。1922年 5月,共产国际代表就曾主张将中共中央局和党的整个工作重心迁到广州。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就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

那么,为什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定要在广州召开党的三大呢?

广东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也是众多近代志士仁人如洪秀全、康有为等抵御外侮、反抗黑暗势力,立志变革中国,追求民族解放而英勇战斗的一片热土。辛亥革命后,以广州地区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从未停止过。孙中山屡次举行的护法运动,都是以广东为基础,依靠南方各派政治势力进行的。

广州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长期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据地,革命的气息一直比较浓厚。而早在广州党的早期组织创建时期,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就应陈炯明的邀请来到国民党治理下的广州,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对陈独秀的身份和政治态度,孙中山、陈炯明都是十分清楚的。但他们对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却没有进行任何限制。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广州党的早期组织很快成立,党的各项活动迅速展开。一时间,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广东掀起高潮,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各行业工会纷纷成立。而这时的中国北方还在军阀统治之下。

党的一大后,广东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党员人数由最初的 9人发展到二大时的 30多人,数量仅次于上海,名列全国第二。团的组织也迅速壮大,到 1922年 3月,团员人数达 500多人,其中广州就有 400多人,并组织了佛山、肇庆、新会、东莞、蕉岭和广西梧州 6个分团。工会组织更是发展迅猛,到 1922年夏,广东的工会组织达 200多个,工会会员有 20多万人。就连一向不被关注的农民运动,在广东也展开了活动。特别是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更是开展得有声有色。对共产党开展的各项革命活动,孙中山和国民党不但没有进行限制,相反,在一些革命活动中,两党还密切配合、互相支持。

1922年 1月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是两党合作领导取得胜利的一个光辉典范。通过这次合作,孙中山、张继等国民党领导人对中共刮目相看,认为中共是有群众基础的党,“共产党在全国的力量比我们大”。同年 5月 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组织召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时热情邀请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在大会中也始终配合中共,使大会得以顺利进行。从此,两党有了更多彼此间的理解和信任。

国共两党在广州的良好关系以及共同营造出来的高涨的革命气氛,使前来考察的苏俄、共产国际代表对广州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也增强了他们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信心。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派往广州的代表利金在 1922年 5月给远东书记处的报告中,就广州革命运动的状况作出了很好的评价,明确提出了“中央局迁往广州”的主张,并指明理由如下:“1.现在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2.在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3.最后,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利金还说:“南方是国民党的活动舞台,如果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这种情况就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在南方,中央局较容易把劳动群众从国民党的影响下吸引过来,使之接受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2]

参加完党的一大后到广州进行考察和拜会孙中山的马林,为他的这次南方之行大为振奋。他承认,这是他在中国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旅行。他说,在上海所看到的情景曾使他对中国革命运动及其前途感到悲观,而南方之行却使他坚信,在那里能够为革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断言:“只有广州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开展工作的唯一地方。”

这样,共产国际于 1922年 7月 18日命令中共中央:“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指马林——引者注)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3]

但是,国共两党共同推动革命运动掀起高潮的良好政治环境,因陈炯明的叛变一时受到很大的冲击。8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又通知中共中央,由于“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的斗争使南方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因此,我们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转移,应该推迟到南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更加明朗的时候”。[4]

1923年 1月,陈炯明被驱逐出广州,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革命的形势迅速好转。首先是广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得到了整顿和恢复,各项工作迅速展开,工会组织得到重建,工人运动也重新活跃起来。其次是重新回到广州的孙中山,由于指导思想上开始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对民众的革命斗争更加积极,对共产党的态度更加友好,对实现国共合作更加主动。特别是他亲自领导进行的国民党改组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为了彻底使国民党脱胎换骨,孙中山任用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大量的共产党员从事改组运动,吸收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基层群众的新鲜血液充实国民党。这样,在广州,国共两党的关系愈发密切,革命斗争的政治气氛愈发浓厚。

正是非常看好广州这种良好的革命氛围,第三次来华指导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再次提出将中央局迁移到广州的意见。他 1923年 5月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曾问及湖南代表,是否可在长沙举行青年代表大会,也曾问及北京代表,回答是:只能召开一个秘密的小会。 ”[5]大约在1923年 5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广州。

总的来讲,广州不但是当时南方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而且共产党在广东有较好的发展,且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始终是比较良好的。

所以,当苏俄、共产国际将对华战略重心南移,正式确定孙中山为其在华合作对象,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实现同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时,当中国共产党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党的三大以研究国共合作问题时,将会址选在广州,是再恰当不过了。

近半个世纪无从查证的三大会址终被确认

党成立初期,活动多为秘密和地下状态,对于三大的记述也是寥寥无几。不论是当事人回忆,还是各种相关材料,在谈到三大会址时,多笼统地称为“广州东山”,但具体东山区什么位置,就没人讲得清楚了。

三大结束后整整 49年,三大会址确切地点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972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早提出寻找会址的是三大代表徐梅坤。“文化大革命”前,当时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徐梅坤写信给广州有关部门,提供了三大会址的一个具体线索:东山恤孤院路。但这一说法范围太广,无从下手。1958年,徐梅坤曾亲自来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寻找三大会址。“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的一些群众组织,也曾进行三大会址的调查工作。但这些努力都没有实质进展。

为了查实会址的具体位置,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于 1972年 1月 17日向广州市革委会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决定找当年曾参加三大的代表们直接调查,以便收集比较准确的回忆。

经批准后,一方面,调查组组织人力前往武汉访问党的三大代表罗章龙。罗章龙回忆说:“党的三大会议期间曾住过中共广东区委,在该处往东南面走约五六里地就到会址,会址所在地是一条不大宽的马路,会址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房(指新河浦路春园 24号)不远。 ”

另一方面,邀请徐梅坤来穗查勘确定党的三大会址位置。1972年 10月,经过几番波折,年近八旬的徐梅坤老人再度来到广州,协助调查组寻找党的三大会址。当走到恤孤院路一栋三层仿西式的花园别墅前,徐梅坤老人抬头仰望,屋顶上赫然刻着“1922”四个阿拉伯数字。 看到这四个数字,老人激动异常。他说:“这座别墅叫逵园,三大会址就在它对面。”他还说,当年开三大时,透过窗户,他天天都能看到“1922”这几个字,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徐梅坤还回忆说:会议期间,马林、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园,并在春园吃饭;其他外地代表沈茂坤、于树德、王振一、徐梅坤、金佛庄、王俊、孙云鹏、陈潭秋等住在会址楼上,吃饭在楼下。广东代表都在家住,吃饭在会址。谭平山回家吃饭。[6]

尽管三大会址的调查还有一些存疑的细节,但到 1972年底,三大会址及其建筑样式、内部布局等总体轮廓已渐清晰。特别是会址得到确认 :原东山区恤孤院后街 31号,1972年时为恤孤院路 3号。

1972年 12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市革委会正式提交《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提出 :“根据保护文物‘恢复原状,以存其真’的原则,按当年‘党的三大’会址原貌进行复原……征用‘春园’、‘简园’,按原状修缮……”

一年多后,即 1974年初,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文化组提交复原党的三大会址的报告。国务院国家文物局复函,建议以省委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省革委会遂又向中央提交一份请示报告。但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一直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批复。耽搁下来,眨眼就是 20多年。

虽然党的三大会址未能复建,但在 1979年,该处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春园、简园、逵园也陆续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广东党史、文物专家和人大代表多次倡议修复旧址。到 20世纪 90年代初,恢复重建三大会址的各界呼声渐高,引起广东省委关注。此时,党的一大、二大、七大的会址都已得到保护或复建。

2000年 1月 3日,广州市文化局向省文化厅上报《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问题的请示》;4月 17日,市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党的三大旧址保护及陈列馆建设工程事宜;7月 24日,市文化局向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报送《关于“中共三大”旧址纪念馆项目建设建议书》……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和广东省委领导的重视关怀下,党的三大会址复建问题终于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重要革命遗迹,广东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工作。2006年初,广州市文物部门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对三大会址进行了发掘、考证。三大会址得到了科学的确认。这些工作为三大会址的保护提供了翔实的科学依据。

对于修复三大会址和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建立纪念馆的工作,广东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给予高度重视,省市各有关部门主动配合、大力支持,广东省、广州市投入 8000万元,经过数载周密规划,仅用短短 6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工程。

2006年7月1日,时隔三大召开 83年之后,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 85华诞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广州市委在广州联合举行中共三大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保护工程暨纪念馆落成典礼。

尘封了80余年的党的三大会址,终于携带着那一段珍贵而激情澎湃的历史,再现于全国人民面前。

三大代表的分区推选和秘密赴粤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在 1922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后持续 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 100余次,参加人数 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1923年 2月 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 3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 7日,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党在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带着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投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也称国民革命)运动。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三大后,各地按中央的通知精神,按民主程序进行大会代表的推选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北方、两湖、江浙和广东四个区,区党组织的名称叫区委员会。各区委员会都接到中央通知,要求选派代表参加三大。

据当时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的罗章龙回忆,1923年 5月间,中共中央从上海来信,内容是关于召开三大的问题,要求北方区按照中央的规定选派代表参加。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区委进行了讨论,并向铁路、矿山和北方区各大城市党支部下达通知,说明中央召开三大的意图,要求各支部重视这一工作,重要的地方如长辛店、天津、唐山、保定等产业工人区都要派人参加。

中央规定参加三大的条件是:第一,主要是产业工人;第二,各区委书记可以来,但不要都来;第三,工运负责人。

罗章龙回忆说,中央关于召开三大的通知文件到达后不久,“中英”(中央代号)又单独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和他,内容是了解北方区参加三大的准备工作,并要求李大钊和罗章龙前去参加三大。

最终,北方区委选出李大钊、罗章龙、王荷波、王仲一、王俊等12人为代表,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共青团组织也派出负责人参加,这是全国各区派出代表人数最多的。

其他区也或指定或通过选举,派出了代表。两湖区有毛泽东、陈潭秋、项英等,江浙区有徐梅坤、王振一、于树德等,广东区有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等。中央代表为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此外,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向警予,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刘仁静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

在党的三大前,全国各地共推选代表40名。马林在1923年6月2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中说:“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湖南)、广州和莫斯科(旅苏学生支部)。”[7]

三大代表选出后,分批秘密赴粤。以北方区委为例,选出的 12名代表分三批走。为了保密,不坐同一条船,不乘同一趟车,不同一天走,但时间相隔不远。路线是由北京坐火车经天津到上海,再由上海乘船到广州。和罗章龙一起坐船的有湖北省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项英。到广州后,章龙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其他代表则由广东区委派交通员带到指定的地点居住。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叫“管东渠”。罗章龙回忆说:“我们每天住的地方都不同,有时在谭平山家,有时在广东区委,有时在马林家,有时在其他地方。中央负责同志也不住在代表宿舍,每次开会都是有人带路。其他代表则住在代表宿舍。”[8]

江浙区代表、时任江浙区委书记的徐梅坤也较详细地回忆了他们一行六人赴广州参加三大的过程。他说:

“我和王振一从上海坐船到广州去开会,和我们同船前往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于树德、金佛庄共六人。于、金两人是自己出的路费。记得当时于树德没有钱,急得没办法,我给他出主意,让他把邻居一位朋友的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买了船票。船不能从上海直开广州,必须在香港停留一天。记得在香港和李大钊上岸去还喝了一点酒。船到广州,在太古码头上岸。这时,天气已经很热,街上卖荔枝的很多,价钱很便宜。到广州后,广州党组织派人来接我们,是在长堤码头。因为我们互相认识,所以没用介绍信。我们都没有带行李,随身只有一个小包。一上码头就沿珠江岸边步行到‘三大’会址。因其他代表还没有到齐,休息了两天才开会。”[9]

关于国共合作的议决案仅以5票优势通过

1923年 6月召开的三大,其“筹备工作主要由第三国际代表和二届中央委员会主持”。会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事先找各地代表谈话,特别是工人代表,“内容主要是交待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除此之外,“马林还向代表谈到了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并不厌其详地反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10]马林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为三大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其根据也是共产国际执委会 1923年 1月 12日决议精神。

尽管马林会前做了大量工作,但在三大上还是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三大代表徐梅坤回忆说,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11]

三大并没有举行开幕仪式。6月 12日上午,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肯定了二大以来党的工作成绩,指出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问题是“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等。

陈独秀作完报告后,12日下午,由马林在会上报告国际形势和国际工运情况。第二天,代表们就陈独秀的报告进行讨论。第三、四天,由各地代表汇报当地一年来的工作情况。瞿秋白在会上简要介绍了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陈潭秋报告了二七惨案的经过,孙云鹏讲述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捕工人的救济工作,徐梅坤和毛泽东等就农运工作发言。之后,大会主要议题便转入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

三大上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争论,已不是共产党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是全体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党员加入的问题,特别是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以及共产党如何在国民党内为国民革命工作的问题。马林、陈独秀等人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已有指示,“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关于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等人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的势力,而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目前又不能公开,所以,“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

瞿秋白、张太雷等发言赞成马林、陈独秀的主张。瞿秋白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主要观点是:

“尽管现在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将会革命。”

“如果我们等国民党发展以后再参加进去,这是不合理的。假如我们希望壮大力量,假如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在国民运动中壮大自己,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

“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

张国焘、蔡和森、林育南等反对马林、陈独秀的意见,担心全体党员加入会丧失党的独立,会使党腐化;认为不能期望中国资产阶级起革命作用,“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 ”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这是取消 C.P.存在的主张”。后来,张国焘等人虽赞成加入国民党,但反对产业工人加入,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加入国民党内去就会削弱共产党。他们坚持党领导职工运动的独立性,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张国焘说:“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

邓中夏则明显表现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他说:

“国民党是一个内部利益迥异的政党,很难改造。”

“让孙中山听取新党员的意见十分困难。”

蔡和森批评陈独秀等提出的“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是违反共产国际决定的。他说:

“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全部掌握领导权,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

“如果目前中国的国民运动非常高涨,那么工人就不需要独立的政党。”

对此,陈独秀反驳说:

“国民运动非常高涨时,我们才能加入国民党,这是机会主义思想,我们的责任是为开展国民运动而工作。”

“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那些半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其它途径。”[12]

事实上,对于国共合作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党内高层领导人,一般党员中也有许多人不理解,特别是工人和从事工运的同志。正如罗章龙所说:因为在他们看来,“国民党并不注重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影响甚微。而国民党脱离群众,成分中官僚、政客不少,鱼龙混杂,却为人所共知。许多同志不愿与之为伍,反对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阻力”。[13]

经过激烈的争论,全体代表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义有了统一的认识: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二、在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李大钊更是难能可贵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

“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

毛泽东也发言说:

“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

“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14]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在会上仅以 5票的优势(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反映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真实态度。

至此,中共中央最终同意以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也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党的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样,国共两党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

陈独秀公开批评自己和张国焘

党的三大共持续了九天,从始至终充满了争论,但同时,会议又鲜明地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大会广开言路,让到会的代表们充分发言,做到言无不尽。虽然共产国际和马林、陈独秀等人已经明确主张必须实行国共合作,但大会并不把这些指示和意见强加于人,而是组织了认真的讨论,正面意见听,反面意见也听,甚至可以在大会上争论。同时,对持反对意见的少数人,不是采取高压政策和组织上的打击手段,而是互相说理,把问题讲清楚。蔡和森在发言中坚决反对陈独秀的意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时,蔡和森仍然以高票(40票中的 37票)当选。这说明,在党的三大上发表与共产国际代表和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不同甚至相反意见的同志,并没有受到打击和排斥。党的三大为各位代表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政治环境。

另外,在发言中,多数代表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坚持原则,没有有意的帮派和小团伙行为。会议在坚持原则、充分行使代表权利和追求团结上趋于统一。在党的三大上,蔡和森和向警予是夫妻,又同为会议代表。在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中,张国焘离会之后,蔡和森成了反对国共合作的主要发言人。蔡和森的观点,就遭到了爱人向警予的强烈反对。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党的领导人能够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在三大上作主报告时,公开批评了中央委员会、特别是自己的工作。他说:

“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

“现在我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乃至性格上的缺陷,这是需要很大勇气和民主意识的。陈独秀还点名批评了张国焘:

“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15]

所谓以张国焘为首的党内“小组织”问题的起因是这样的:党的二大召开时,只开了三次全体会议,其他时间主要是分组讨论。张国焘为召集人的一组以从事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人为主,包括蔡和森、邓中夏、高君宇等人,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小组。二大闭幕后,这个小组的人仍旧照常举行会议,以讨论劳工问题为主,也不免涉及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张国焘后来回忆说:

“当我们与马林争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尚未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在谈论这一问题;因事来看我的张太雷这次也参加了这一小组会……接着就有些同志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这使张太雷听了颇为不快。”

“张太雷旋即将我们这个小组开会的情形报告了陈独秀先生,并向陈先生指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仍在少数中央委员与马林秘密商谈中,为何一般同志都知道了?中央尚未决定的政策,即在小组会上讨论,未免有建立另一中心之嫌,也可以说是党内发生了小组织的倾向。陈独秀先生听了张太雷的报告,一时颇为生气。”[16]

现在看来,当时称张国焘另立“小组织”分裂党,恐怕有些言过其实。但明确指出张国焘“思想非常狭隘”的致命弱点及“组织小集团”的倾向,却显示了陈独秀超强的识人眼光。十几年后长征途中及其后张国焘的所作所为,说明他非但没有认识并改正自身的缺点和错误,而且沿着一条不归之路越走越远。

三大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

在党的三大会址恢复和重建过程中,有学者撰文指出,在调查党的三大会址时发现,三大中央局秘书并非原来所说的毛泽东,而是罗章龙。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

三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选的秘书到底是谁?

根据当年辗转传到苏联的档案等重要资料显示,毛泽东是党的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的秘书,这种说法是学术界的共识,且广为人知。但上述学者指出,从苏联复印回来的材料有可能是一篇错误很多的回忆录,理由是 :该文没有完整反映三大通过的党纲、党章、组织法及各项决议,不是大会记录,更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报告。三大通过的党的中央组织法规定党的主要领导人称委员长,但该文仍称陈独秀为总书记。该学者还认为,罗章龙的回忆,也有失实之处。在罗老记忆中,他一直记得是毛泽东或其他人任秘书,自己没有担任过秘书。直到看到中共中央委员会于 1923年 12月 25日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复印件,上面有自己的德文签名,才忽然“醒悟”:原来自己确实是秘书。由此,得出结论:

“以上种种说明,‘三大’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是罗章龙。”事实究竟如何呢?由中央档案局提供的珍贵文件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复印件揭开了谜底。1923年 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五号,宣布中央局自广州迁回上海后的人事变动:

“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即毛泽东——引者注 )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由此说明,在 9月 10日以前,毛泽东确实是三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而罗章龙是他的接替者。至于 12月 25日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上面的签名自然是罗章龙而不是毛泽东了。

三大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李大钊、王荷波、项英、朱少连则分别为中央驻北方、上海、湖北、湖南委员,指导当地党的工作。

委员长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全会会议,与秘书共同签署一切公文函件。

“中央局秘书”一职,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并不等同于党中央“秘书长”,因为“中央局会计”的职责也属于秘书长工作范围。对于秘书的职责,《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员[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此外,组织法还特别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 ”[17]这既说明了作为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体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通过制定党内法规的形式,制约最高领导人的权力。

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事实上,他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二把手。后来,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而使党中央真正有了负责全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务工作的专职主持者。事实也证明,党的三大后,全党组织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

“中央局会计”一职也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负责管理全党财务行政,并负中央机关和各区各地方机关财政、行政审议之责,主持审计财务和决算有关事务,稽查现金出纳等项工作。这一职务,到 1924年秋即改为由非中央局委员担任。

与第二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相比,第三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分工更加明确合理,既有利于坚持集体领导,又分工各负其责,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负责“总理党务”的委员长陈独秀,不再兼管行政事务性工作,原来承担的许多工作分别由中央局秘书和会计负责,从而能够集中精力主持开好集体决策的中央局会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主抓事关全党的大事。

张国焘落选三届中央委员

党的三大共选出 14人组成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候补执行委员李汉俊从未到职,张连光不仅未到职,不久更携款潜逃。除去这两人外,实际上参与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工作的是余下的 12人。

据瞿秋白笔记,三大上的选举票数是:“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2),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潜逃),梅坤,李汉俊,邓中夏。”[18]

可见,第二届中央领导成员中的多数,如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李汉俊、邓中夏继续当选,而且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都是选票最多的。高君宇则因北京区委的罗章龙、邓培当选而落选。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党的一大、二大中央领导成员张国焘因为搞“小组织”活动、激烈反对国共党内合作而落选。

同前两届相比,第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具有新的特点。

一是新成员居多。14人中有 9名新成员,占 64.3%;中央局5人中有3名新成员,占60%。本届成员平均年龄33岁,最大的是陈独秀,44岁。最小的是项英,25岁。这些领导成员都是正当青壮年,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热情高,干劲足,思维敏捷,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二是出身劳动家庭者居多,代表性广泛。实际担当工作的 12位委员中,出身工农劳动家庭的 8人,占 66.7%。他们分别来自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安源、唐山各区委地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对中国农村、城市、工厂、铁路、矿山等各地方的实际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这非常有利于中央决策能够密切结合实际。

三是均经过实际斗争锻炼考验,具有四五年学运、工运、农运经历,任过党、团、工会的基层、中层、地区领导职务,有相当的工作经验。大多数理论思想水平高,组织领导能力强,政治坚定,斗争性强,作风深入,重视团结,善于联系群众。[19]

罗章龙便称: “‘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了工人革命政党,阵营颇为严整,工作效能亦高,为前两届中央所不及。”

三大修改通过的党章首次规定新党员有候补期及党员可以“自请出党”

党的三大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

首先,三大制定实施国共合作政策,为党的组织建设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三大之前,党处于秘密状态,组织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党的一大后,党发动和领导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这些罢工规模大,参加者基本上是现代产业工人,是中国无产阶级中最有组织纪律性、最有团结性、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其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符合入党条件的积极分子。由于未能将这一部分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但影响了党组织的发展,也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

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中表示:“就地区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20]从这里可以看出,各地在党的组织工作上,大都存在着缺乏经验和重视不够的弱点。

三大提出要把党建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任务。大会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同时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这是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决策。

国共合作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但由于党起初集中全部精力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忽视了党的自身建设,使党的发展出现停顿徘徊的状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党员数量下降的趋势。为此,中共中央在 1924年 5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向,强调发展产业工人入党的重要性,指出:“这些工人都是我们党的基础,只有联结这些工人,我们的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此后,党组织获得较快的发展。到党的四大前,党员发展至近千人,比三大时增加了一倍多。

其次,三大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用法规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党中央组织结构和工作制度。二大以后,虽然党员人数、中央领导机关人数都相应有所增加,然而,从党的整体看,还远远不能承担起面临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中央的领导工作制度,实际上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主要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太少”。党的二大只选举了 5名中央执行委员,他们又难以经常在一起开会商量工作。正如陈独秀在三大报告中所说:“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5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呆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中央委员会内部出现了严重不团结的情况,即李汉俊和李达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党组织,还有张国焘个人领袖欲和表现欲很强烈,在党内喜欢搞小宗派小集团。

党的三大针对中央委员会组织不完善、机构不健全、缺乏工作程序等情况,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对中央领导机构体制、工作程序等方面作出详尽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本党常年大会选出。其一切行动对大会负责,在两大会之间为本党最高指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以 9人组织之。 ”“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 5人组织中央局。 ”“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 3人……”

中央委员会的组织规定一般应属于党章的内容。但在党的三大修改党章时,并未将其列入党章的条款,而是单独制定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这个组织法反映了早期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组织构成和一般工作程序,并集中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直接关系着全党的命运,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最后,三大第一次修订党的章程,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各项制度。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依据党的自身状况的发展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二大党章进行了若干修改。与二大党章相比,三大党章的章节体例完全保留不变,仍然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和附则六章,但从条文的数量上看,由原来的 6章 29条改为 6章 30条,增加了一条;从内容上看,在基本保持二大党章内容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如:(1)新党员入党由原来的“须有党员一人介绍”改为“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2)首次规定了新党员有候补期的制度,并根据候补党员不同的社会职业,规定了不同的候补期,劳动者的候补期为 3个月,非劳动者的候补期为 6个月,但这个规定在执行的时候可以有一定的弹性,“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在履行义务方面与正式党员相同,但在行使权利方面,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和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3)首次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即自愿退党。这是三大党章唯一新增加的一个条文。对党员“自请出党”还作了相应的规定:“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

·注 释·

[1]关于出席三大的代表人数,目前有“30多人”“40人”和“至少 40人”等几种说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著作都采用“30多人”的说法,包括《中国共产党简史》(200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201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2011年版)等;本书作者编著的《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书取“40人”说;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解说词说“至少40人出席大会”,而展板上是40位代表的照片或画像,其中 39位姓名详实,另有一位“姓名不详”。瞿秋白1929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讲,他记录的三大选举结果是陈独秀40票(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76页)。这说明,即或陈独秀不是全票当选,那也至少有 40位代表参加投票。所以,相比于“30多人”说,“40人”说和“至少 40人”说更准确一些。在未找到更进一步档案佐证的情况下,这里采用“40人”说。

[2][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第 95、118页。

[3][5][12][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第321、455、469—476、470—471页。

[6][8][9]《“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675、681、673—674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年版,第 264页。[10][13]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年版,第270—271、274页。

[11]《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56页。

[15][17][2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版,第171—172、156—157、172页。

[1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年版,第239—240页。

[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76页。

[19]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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