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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宣传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发表部门:茂名市交通运输局    发表时间:2017-12-18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颖

2017年09月29日15:5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三大为何选址广州

党成立后设中央局于上海。1922年 5月,共产国际代表就曾主张将中共中央局和党的整个工作重心迁到广州。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就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

那么,为什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定要在广州召开党的三大呢?

广东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也是众多近代志士仁人如洪秀全、康有为等抵御外侮、反抗黑暗势力,立志变革中国,追求民族解放而英勇战斗的一片热土。辛亥革命后,以广州地区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从未停止过。孙中山屡次举行的护法运动,都是以广东为基础,依靠南方各派政治势力进行的。

广州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长期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据地,革命的气息一直比较浓厚。而早在广州党的早期组织创建时期,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就应陈炯明的邀请来到国民党治理下的广州,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对陈独秀的身份和政治态度,孙中山、陈炯明都是十分清楚的。但他们对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却没有进行任何限制。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广州党的早期组织很快成立,党的各项活动迅速展开。一时间,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广东掀起高潮,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各行业工会纷纷成立。而这时的中国北方还在军阀统治之下。

党的一大后,广东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党员人数由最初的 9人发展到二大时的 30多人,数量仅次于上海,名列全国第二。团的组织也迅速壮大,到 1922年 3月,团员人数达 500多人,其中广州就有 400多人,并组织了佛山、肇庆、新会、东莞、蕉岭和广西梧州 6个分团。工会组织更是发展迅猛,到 1922年夏,广东的工会组织达 200多个,工会会员有 20多万人。就连一向不被关注的农民运动,在广东也展开了活动。特别是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更是开展得有声有色。对共产党开展的各项革命活动,孙中山和国民党不但没有进行限制,相反,在一些革命活动中,两党还密切配合、互相支持。

1922年 1月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是两党合作领导取得胜利的一个光辉典范。通过这次合作,孙中山、张继等国民党领导人对中共刮目相看,认为中共是有群众基础的党,“共产党在全国的力量比我们大”。同年 5月 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组织召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时热情邀请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在大会中也始终配合中共,使大会得以顺利进行。从此,两党有了更多彼此间的理解和信任。

国共两党在广州的良好关系以及共同营造出来的高涨的革命气氛,使前来考察的苏俄、共产国际代表对广州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也增强了他们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信心。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派往广州的代表利金在 1922年 5月给远东书记处的报告中,就广州革命运动的状况作出了很好的评价,明确提出了“中央局迁往广州”的主张,并指明理由如下:“1.现在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2.在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3.最后,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利金还说:“南方是国民党的活动舞台,如果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这种情况就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在南方,中央局较容易把劳动群众从国民党的影响下吸引过来,使之接受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2]

参加完党的一大后到广州进行考察和拜会孙中山的马林,为他的这次南方之行大为振奋。他承认,这是他在中国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旅行。他说,在上海所看到的情景曾使他对中国革命运动及其前途感到悲观,而南方之行却使他坚信,在那里能够为革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断言:“只有广州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开展工作的唯一地方。”

这样,共产国际于 1922年 7月 18日命令中共中央:“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指马林——引者注)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3]

但是,国共两党共同推动革命运动掀起高潮的良好政治环境,因陈炯明的叛变一时受到很大的冲击。8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又通知中共中央,由于“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的斗争使南方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因此,我们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转移,应该推迟到南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更加明朗的时候”。[4]

1923年 1月,陈炯明被驱逐出广州,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革命的形势迅速好转。首先是广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得到了整顿和恢复,各项工作迅速展开,工会组织得到重建,工人运动也重新活跃起来。其次是重新回到广州的孙中山,由于指导思想上开始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对民众的革命斗争更加积极,对共产党的态度更加友好,对实现国共合作更加主动。特别是他亲自领导进行的国民党改组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为了彻底使国民党脱胎换骨,孙中山任用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大量的共产党员从事改组运动,吸收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基层群众的新鲜血液充实国民党。这样,在广州,国共两党的关系愈发密切,革命斗争的政治气氛愈发浓厚。

正是非常看好广州这种良好的革命氛围,第三次来华指导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再次提出将中央局迁移到广州的意见。他 1923年 5月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曾问及湖南代表,是否可在长沙举行青年代表大会,也曾问及北京代表,回答是:只能召开一个秘密的小会。 ”[5]大约在1923年 5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广州。

总的来讲,广州不但是当时南方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而且共产党在广东有较好的发展,且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始终是比较良好的。

所以,当苏俄、共产国际将对华战略重心南移,正式确定孙中山为其在华合作对象,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实现同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时,当中国共产党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党的三大以研究国共合作问题时,将会址选在广州,是再恰当不过了。

近半个世纪无从查证的三大会址终被确认

党成立初期,活动多为秘密和地下状态,对于三大的记述也是寥寥无几。不论是当事人回忆,还是各种相关材料,在谈到三大会址时,多笼统地称为“广州东山”,但具体东山区什么位置,就没人讲得清楚了。

三大结束后整整 49年,三大会址确切地点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972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早提出寻找会址的是三大代表徐梅坤。“文化大革命”前,当时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徐梅坤写信给广州有关部门,提供了三大会址的一个具体线索:东山恤孤院路。但这一说法范围太广,无从下手。1958年,徐梅坤曾亲自来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寻找三大会址。“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的一些群众组织,也曾进行三大会址的调查工作。但这些努力都没有实质进展。

为了查实会址的具体位置,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于 1972年 1月 17日向广州市革委会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决定找当年曾参加三大的代表们直接调查,以便收集比较准确的回忆。

经批准后,一方面,调查组组织人力前往武汉访问党的三大代表罗章龙。罗章龙回忆说:“党的三大会议期间曾住过中共广东区委,在该处往东南面走约五六里地就到会址,会址所在地是一条不大宽的马路,会址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房(指新河浦路春园 24号)不远。 ”

另一方面,邀请徐梅坤来穗查勘确定党的三大会址位置。1972年 10月,经过几番波折,年近八旬的徐梅坤老人再度来到广州,协助调查组寻找党的三大会址。当走到恤孤院路一栋三层仿西式的花园别墅前,徐梅坤老人抬头仰望,屋顶上赫然刻着“1922”四个阿拉伯数字。 看到这四个数字,老人激动异常。他说:“这座别墅叫逵园,三大会址就在它对面。”他还说,当年开三大时,透过窗户,他天天都能看到“1922”这几个字,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徐梅坤还回忆说:会议期间,马林、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园,并在春园吃饭;其他外地代表沈茂坤、于树德、王振一、徐梅坤、金佛庄、王俊、孙云鹏、陈潭秋等住在会址楼上,吃饭在楼下。广东代表都在家住,吃饭在会址。谭平山回家吃饭。[6]

尽管三大会址的调查还有一些存疑的细节,但到 1972年底,三大会址及其建筑样式、内部布局等总体轮廓已渐清晰。特别是会址得到确认 :原东山区恤孤院后街 31号,1972年时为恤孤院路 3号。

1972年 12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市革委会正式提交《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提出 :“根据保护文物‘恢复原状,以存其真’的原则,按当年‘党的三大’会址原貌进行复原……征用‘春园’、‘简园’,按原状修缮……”

一年多后,即 1974年初,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文化组提交复原党的三大会址的报告。国务院国家文物局复函,建议以省委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省革委会遂又向中央提交一份请示报告。但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一直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批复。耽搁下来,眨眼就是 20多年。

虽然党的三大会址未能复建,但在 1979年,该处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春园、简园、逵园也陆续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广东党史、文物专家和人大代表多次倡议修复旧址。到 20世纪 90年代初,恢复重建三大会址的各界呼声渐高,引起广东省委关注。此时,党的一大、二大、七大的会址都已得到保护或复建。

2000年 1月 3日,广州市文化局向省文化厅上报《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问题的请示》;4月 17日,市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党的三大旧址保护及陈列馆建设工程事宜;7月 24日,市文化局向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报送《关于“中共三大”旧址纪念馆项目建设建议书》……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和广东省委领导的重视关怀下,党的三大会址复建问题终于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重要革命遗迹,广东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工作。2006年初,广州市文物部门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对三大会址进行了发掘、考证。三大会址得到了科学的确认。这些工作为三大会址的保护提供了翔实的科学依据。

对于修复三大会址和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建立纪念馆的工作,广东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给予高度重视,省市各有关部门主动配合、大力支持,广东省、广州市投入 8000万元,经过数载周密规划,仅用短短 6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工程。

2006年7月1日,时隔三大召开 83年之后,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 85华诞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广州市委在广州联合举行中共三大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保护工程暨纪念馆落成典礼。

尘封了80余年的党的三大会址,终于携带着那一段珍贵而激情澎湃的历史,再现于全国人民面前。

三大代表的分区推选和秘密赴粤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在 1922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后持续 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 100余次,参加人数 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1923年 2月 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 3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 7日,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党在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带着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投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也称国民革命)运动。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三大后,各地按中央的通知精神,按民主程序进行大会代表的推选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北方、两湖、江浙和广东四个区,区党组织的名称叫区委员会。各区委员会都接到中央通知,要求选派代表参加三大。

据当时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的罗章龙回忆,1923年 5月间,中共中央从上海来信,内容是关于召开三大的问题,要求北方区按照中央的规定选派代表参加。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区委进行了讨论,并向铁路、矿山和北方区各大城市党支部下达通知,说明中央召开三大的意图,要求各支部重视这一工作,重要的地方如长辛店、天津、唐山、保定等产业工人区都要派人参加。

中央规定参加三大的条件是:第一,主要是产业工人;第二,各区委书记可以来,但不要都来;第三,工运负责人。

罗章龙回忆说,中央关于召开三大的通知文件到达后不久,“中英”(中央代号)又单独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和他,内容是了解北方区参加三大的准备工作,并要求李大钊和罗章龙前去参加三大。

最终,北方区委选出李大钊、罗章龙、王荷波、王仲一、王俊等12人为代表,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共青团组织也派出负责人参加,这是全国各区派出代表人数最多的。

其他区也或指定或通过选举,派出了代表。两湖区有毛泽东、陈潭秋、项英等,江浙区有徐梅坤、王振一、于树德等,广东区有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等。中央代表为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此外,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向警予,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刘仁静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

在党的三大前,全国各地共推选代表40名。马林在1923年6月2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中说:“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湖南)、广州和莫斯科(旅苏学生支部)。”[7]

三大代表选出后,分批秘密赴粤。以北方区委为例,选出的 12名代表分三批走。为了保密,不坐同一条船,不乘同一趟车,不同一天走,但时间相隔不远。路线是由北京坐火车经天津到上海,再由上海乘船到广州。和罗章龙一起坐船的有湖北省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项英。到广州后,章龙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其他代表则由广东区委派交通员带到指定的地点居住。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叫“管东渠”。罗章龙回忆说:“我们每天住的地方都不同,有时在谭平山家,有时在广东区委,有时在马林家,有时在其他地方。中央负责同志也不住在代表宿舍,每次开会都是有人带路。其他代表则住在代表宿舍。”[8]

江浙区代表、时任江浙区委书记的徐梅坤也较详细地回忆了他们一行六人赴广州参加三大的过程。他说: